郑劲松
01-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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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你在哪儿过年？”刚进腊月，几年没见的表哥就打来电话问我。
“还没定呢”，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因为还没和妻子“商定”。
“到哪儿过年”能够成为问题，恐怕多是在多子女家庭，弟兄姊妹不在一地工作，或者老家与当下生活工作的地方有点距离，或者夫妻俩老家各在一方，甚至即使在一个地方，年三十晚在男方家还是女方家过也是问题。
元旦前后，朋友圈纷纷晒“18岁”，意思是“00后”也已日趋成熟，到了谈情说爱的“正式年龄”，男女朋友，如果双方父母家不在一地或者相隔较远，也就到了纠结“到哪儿过年”的年龄。国家出台二孩政策，以后兄弟姊妹之间，又会涉及这一问题：回哪个家过年？兄弟姊妹回去了，我们不回去？或者，他们不回去，我们得回去陪父母吧？
看看，“你在哪儿过年”是个简单的问题吗？
四时更替，日月轮回，本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客观的时间从来就不曾客观过。时间意识是人类的一种生命意识、文化意识，这种意识自诞生伊始，就打上人伦道德的印记。过年，关键在于一个“过”字。除夕到初一，就那么一天，就那么一刻，那么一秒，本来从不间断的时间，被赋予人为的含义——新的一年开始了，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在哪儿迎来这新的一年？生而为人，没法脱离社会角色，没法脱离家庭这个最小也最直接的组织细胞，这一“过”你怎么“过”，往往表达着一种伦理情怀。
直到今天，不管社会如何在现代化中转型，不管城镇化进程如何加速，费孝通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判定的“乡土中国”那种“人情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更何况，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传统伦理的自觉，对家风承传与延续的认同也日渐增强。由此，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年”，必然成为这种家风、传统、人伦、人情（包括亲情、友情、乡情）集大成的仪式。每年，从国家到地方都高度关注“春运”，上亿万人次东西南北中、五湖四海的流动，就是这样一种仪式——一年一度庞大人群的迁徙与流动，不正是一种饱含情感、道德、伦理的仪式吗？不要简单片面地放大所谓“春运”的种种问题，当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仪式，我相信，这样的仪式怎么说都令人肃然起敬。
如此，“你在哪儿过年”还会是一个肤浅的问题吗？
最终，“在哪儿过年”会落实为一次不得不决定的行动。商量，就是权衡、妥协，而不应该是哪一方以自我为中心。曾经有一位同事，他和妻子双方的老家同在一县，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这位男同胞颇为“骄傲”地说：“在哪儿过年？开玩笑，当然是在我家。即使年三十去丈母娘家，吃了中午饭，老婆都必须二话不说‘乖乖’地‘滚’回来过年；即使她不回来，岳父岳母也会责令她回来！”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的封建残留意识、大男子主义思想溢于言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样的情形，我看，该水过三秋了吧。
年近半百，我相信自己的情形在一定范围内有些代表性：母亲走了，父亲还在；岳父走了，岳母还在。我和妻子都在重庆工作，我老家在川南乡下，妻子老家在另一个方向的下川东。如果以我们家为中心，两个老家距离各有两三百公里，不远不近，虽然现在交通便捷，单程也得半天。于是，我和妻子就“过年”自然而然达成了一种平衡：今年你家，明年我家；年前你家，年后我家——两边跑。如果哪一家这年春节期间有大事，比如直系亲属办喜事，就自然而然地相继调整。
所以，最终选择“在哪儿过年”，正是一种家庭协商。和谐社会从家庭开始，我们需要这样的协商。
因为，我们必须携手走过一年又一年；因为，年一过，春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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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劲松，西南大学校工会副主席，西南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北碚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诗界》杂志特约主编。曾在《中国作家》《星星》《时代文学》《滇池》《光明日报》《诗歌月刊》等报刊发表诗文、小说300余篇（首），获第二届孙犁散文奖，首届林非散文奖，第二、三届世界华文诗杯新诗奖，首届、第二届重庆晚报文学奖，徐霞客文学奖等，出版有散文集《永远的紫罗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