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家】唐文龙:三拜都江堰(上)

唐文龙

04-24 10:30

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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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次,我安静地来,又安静地离去。

虽然在这里只有短短两个小时,但我还能安静地触摸,听其从身边飞流而去。抚摸,是一种触及肌肤的体验;倾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

在宝瓶口的古亭下,我独坐,执一书,要一壶茶,就靠在斑驳的石墙上闭目冥思:我想象着和那对叫做李冰的父子一起,也在这座古亭,不,那时候应该亭子才刚刚修建,或者说上面还不是青砖红瓦,就几根木头也可能是竹杠撑起的草棚里,我们推杯换盏,饮着山里苦果酿成的水酒,有一点涩,有一点酸,但一定欢颜笑谈,豪情满怀……

我还想象着,喝完酒就有些醉了。我俯身在岸边的巨石上,湿漉漉的石头,绿幽幽的苔藓,虔诚而肃穆地跪拜,跪山,跪水,跪那些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挖掘、雕琢、耕耘和讴歌的人们,不需要焚香,不需要纸钱,深深一叩首,足以表达对山对水和对人的敬意。

第三次来到都江堰,我以膜拜的姿态,虔诚地写下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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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的水一直是那么肆无忌惮,习惯了在岷山之中的冲撞、奔腾、强劲与鲁莽,来到平原,还是这样桀骜不驯、左冲右突。

对于平原的众生来说,桀骜不驯的岷江水就是一个悲剧。好端端的成都平原,就在它的冲撞之下,满目疮痍。

幸甚,一位叫做李冰的太守出现了,拿着他的铁锸,带着他的儿子,风尘仆仆而来。来这里当太守,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驯服。就跟众多神话故事中一样,某位大神突然降临,降服了作恶作怪的妖魔。李冰在这里降服了桀骜不驯的岷江水,所以李冰也就成了神,一位在成都平原被众生焚香膜拜的神。

不同的是,其余的神灵都被供在富贵华丽的宫殿,被塑上金身,被披上红袍,端坐在高高的神坛之中,高高在上,高不可及,过于的庄重肃穆固然增添了神性的威严,但却失去了人间的烟火,失去了体会众生的人情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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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李冰,同样被人焚香,同样被人膜拜,却将自己淹没在冰冷的岷江水中,用刺骨的寒冷诠释另外一种神性。

这是一种忠义,一名地方官员对于自己所辖民众的忠义,一名艺术家对于自己作品的忠义,一名治水者对于水的忠义,一种改造自然而对于自然的忠义。

这还是一种忏恕,自然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既然改变了自然,就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中,为那些逆渠的水,为那些凿开的山,父子二人置于冰雪之水冲刷的极寒之苦,用千年的站立去抚慰更多的生灵。

没有资料记载,不知道李冰读不读道,但他却用千年的站立悟出了大道。

所以这更是一种融入,驯服水却融入于水,改变自然却融入于自然。

这一融入,就是两千多年。李冰和他的儿子就在冰冷的岷水里孤独地站着,两千多年,将自己站成神,站成自然。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是应该出大道的。而且,这个道还应该是与李冰有关系的,从他在都江堰治水开始,就致力于对都江堰畔的渎山(秦时,青城山名为渎山,也为岷山、汶川)开发,开始在山上悟他自己的道。但李冰都江堰治水的功绩太伟大了,伟大得后人只记住了他与都江堰,忘记了他与青城山。一直到秦统一全国,始皇帝令主管祭祀的官员,将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编排为序,统一规定祭祀级别,以利于从精神文化上体现大一统的国家格局,而青城山就位列18处国家祭祀的山川圣地之列。史料匮乏,没能找到选定这些名山的完整依据,但能够想象的是,这与李冰在这里治水悟道有关——毕竟,治住都江堰水患让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成为了秦帝国崛起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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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水自然要有名山,李冰治水,自然要拜山。

后人读懂了李冰治水的精辟,却难读懂他置身渎山悟出的大道。

然这片土地,又从来就不缺乏能悟出人道、文道、天道、神道的大家级人物。

所以就在公元前256年左右李冰开始拜山治水之后,才仅仅300多年时间,也就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90年前后),一位能读懂李冰的人出现了。这就是张道陵,喝着李冰驯服的水,吃着李冰驯服的水种植出的稻米,创造出“五斗米教”,也是在渎山,他潜心修炼,苦心悟道,如李冰战胜桀骜的岷江水一样,与传说中的恶魔鏖战,奉太上老君旨意建立道教,完成了独特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建立。

于是源源不断地,在这片土地上,在李冰站立的地方,逐渐站出了司马相如、扬雄(严格地讲,司马相如和扬雄都只能算一代文学大家,还无法承担起传承中华文脉的重担,但在这片土地,他们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增添了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李白、苏东坡,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太史公写下《史记·河渠书》,杜甫写出“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陆游写下“长堤百丈卧霁虹,始谁筑此东平公”,郑板桥写下“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马可·波罗游写“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写“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余秋雨写“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李冰凿开了山,分流了岷江,却让民族血脉奔腾不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唐文龙,80后,重庆巫溪县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新华社签约摄影师、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首届十佳“田坎”记者。文路跋涉,先后在《诗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60多万字。出版有个人通讯作品集《小人物讲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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