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 1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聚起来围堵了中南海，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图为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人员在中南海附近聚集

北京府右街至中南海北门路对面，马路一侧站满“法轮功”练习者，妇女居多，这些人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饮料瓶、食品等，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可能也不认识，也不讲话。

据了解，当天下午聚集的人数逐渐增多，从北京北海团城一直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的路一侧站满了人。到下午4点，府右街上聚集的人数太多，以至交通中断，非法聚集的人群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到了晚上6点以后，聚集人员陆续散去，地面上一片狼藉，清洁工人忙着打扫环境卫生。“法轮功”事后称“撤离时清理现场，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事实并非如此。

事后查明，“4·25”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地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企图搞乱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一事件直接策划、指挥就是“法轮功”的总头目李洪志。而事发后，李洪志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事实是，李洪志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即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前后跨了三天。

“4·25”事件的起因是1999年4月初，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其中讲道：“有一篇关于‘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法轮功’后，元神出窍了，可以钻到炼钢炉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何祚庥就此诙谐地提出：“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钻进去，可能吗？”文章另一段提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病愈后仍修炼“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使李洪志感到有了闹事的借口。4月19日，众多“法轮功”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李洪志4月22日到京，至4月23日，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人数达到6300多人。但李洪志的目标不是天津师大，他的目标是北京，是党中央。

不仅如此，在北京的“法轮功”分子还不断到何老的家里闹事，要与何老讨个说法。何老问道，你们的练功姿势都一样吗？回答说的也都不一样。何老于是善意提醒，你们也千万别练了，不然也都会走火入魔。

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在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的住处，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

“法轮功”的核心骨干李昌和纪烈武表示：“天津的事情要找中央和国务院。”李洪志当即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李洪志还为围攻中南海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他要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落实。

“4·25”非法聚集中南海的计划，就这样在李洪志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

图为：李洪志位于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的住处

他们商定，北京这边一动，李洪志就不宜留在北京，要赶快走，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为了掩盖罪责，4月24日一早，李洪志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

就这样，李洪志从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组织“4·25”非法聚集活动上。李洪志匆匆溜走后，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中南海行动，在“法轮功”核心骨干的具体组织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同时，他坐镇香港，遥控指挥。

4月24日，“法轮大法研究会”召开了北京总站、分站负责人学法例会，就4月25日到中南海的聚集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将聚集的具体时间定为4月25日早晨。要求北京“法轮功”组织配合天津行动。宣布了去中南海聚集的具体时间，并根据李洪志的旨意讲了几点注意事项。

根据“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部署，王治文使用家里电话和手机，向河北、山东等地的“法轮功”负责人打出20多个电话，正在北京的大连总站站长高秋菊，也打电话通知了东北三省的学员。李洪志策划决定的“4·25”行动，就这样人传人、口传口，迅速传达到每一个辅导站，每一个练功点和每一个练习者。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法轮功”练习者自4月24日20时始陆续到中南海聚集。

从4月25日凌晨开始，“法轮功”练习者一批批到达中南海周围。至25日上午，在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和组织下，“法轮功”人员聚集人数已达1万余人，他们阻断交通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4月25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9时许，“法轮功”现场人员向“指挥部”报告说，4名代表进了中南海“对话”，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又换了4个人进去，两拨人都说不清楚，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经李昌、纪烈武等人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后，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

图为“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在现场组织活动

4月25日，躲在香港康怡花园指挥的李洪志和在现场指挥的纪烈武，用远距离遥控指挥来往电话达二十余次。25日一大早，李洪志就打来电话，了解聚集中南海的情况。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始终紧张地与北京的“指挥部”保持着“热线”联系，遥控指挥现场活动。北京“指挥部”也不断给李洪志打电话汇报、请示。在通话中，李洪志多次要求“让外地人多来些，再多来些”。

聚集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还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前，“法轮功”人员没有散去的迹象，在接到李洪志指令后“法轮功”人员才撤离。4月26日下午，纪烈武乘机赶往香港向李洪志详细汇报了“4·25”事件的全部经过。

图为1999年4月24日李洪志从北京飞到香港住在香港康怡花园“法轮功”骨干纪烈武家中

“4·25”事件已经过去25年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从指责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人太少，到决定把天津的事情闹大，并把火烧到北京来；从确定4月25日在北京发难，到决定围攻中南海，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示威施压；从决定不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出面，而把不明真相的“法轮功”练习者推向前台，到决定派出代表到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从对事件现场的遥控指挥，到决定事件的最终收场等大量事实充分证明，这一切都是李洪志亲自策划、指挥的。

“4·25”事件发生后，许多“法轮功”人员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看清李洪志的丑恶面目，纷纷与“法轮功”邪教彻底决裂。

回顾“4·25”事件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法轮功”从以“强身健体”为幌子、以“真、善、忍”为招牌欺骗群众，到挑唆其痴迷者非法聚众闹事，攻击政府，到以“圆满”为诱饵残害生灵的邪教本质。只有坚决铲除“法轮功”邪教这一社会毒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大足区反邪教协会根据中国反邪教网整理

编辑：刘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