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的石桅子，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峰镇灵应岩，自本世纪初见诸报端后，各地民俗专家纷至沓来，力图“解锁”其中奥秘。“綦走发现”文化服务志愿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初步探究。

永城镇瀛山村最长的石桅子。 通讯员 刘璨 摄

僚人生殖崇拜说

中峰镇灵应岩的石桅子，从造型手法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拔地而起呈圆雕立柱状，重在写实，存留不多；另一类是在岩石壁上以线刻凿成的摩崖，比较简略，重在写意。据重庆晚报2002年5月22日刊发的《綦江“男根圣地”解开一谜》一文介绍，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刘达临教授来中峰镇灵应岩现场考察，认为这是一种男性生殖器崇拜。

据天津北方网2008年10月18日刊发的《重庆綦江又现“男根石刻” 最长有一层楼高》介绍，永城镇瀛山村发现一处摩崖石桅子群。

由于以今綦江东溪赶水一带为中心的渝南黔北地区，在唐代及以前曾经生活着一支被史家称为南平僚的族群，到宋代时称渝州蛮，有生殖崇拜习俗。故僚学和性学研究结合，认为綦江地区的石桅子是僚人生殖崇拜的表现形式，并被学者们冠以“男根”这一形象的称谓。

但生殖崇拜并不是南平僚的“专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共性，不管国内国外，各色人种，都不例外。要判断其属于僚人遗俗，必须要另寻证据。

题刻最早清晚期

另据“綦走发现”九年来500多次田野考察的目力所及，綦江境内此类石桅子相对集中的主要有三处，但有明确竖立时间的只有以下零星实例，其它的石桅子均无法核实时间。

一是中峰镇灵应岩，约有上百根，最早的落款时间是“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九日吉立”，另有“同治八年（1869年）立”“同治九年二月十九日敬立”两对，“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日立”“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十五日立”“宣统二年（1910年）吉旦”。

二是永城瀛山村，北方网报道有10根。时间最早的是“同治十三年”，另有“光绪伍年六月上浣吉旦”。无独有偶，永城镇黄沙坎“古得胜山”处有根石桅子明确的时间也是“光绪五年六月上浣吉旦”。

三是距中峰镇灵应岩约10公里的永新镇新建村观音崖，有8根，相邻的石船垭口岩洞有4根。落款时间分别是“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吉旦”“光绪乙未年（1895年）九月之圣日”“光绪乙未年又拾月初八日立”“光绪丙申年（1896年）正月”“光绪丙申年二月初二立”。

另在永新三会村石人岗上也有“皇清同治十四年春王月”的圆雕石桅子一对。

从以上罗列的綦江现存有明确纪年的石桅子中，最早的那根出生于渝州蛮（前生称南平僚）在历史记载中“消失”后的约600年，距今仅166年。显然不可能是渝州蛮留下的。

中峰镇灵应岩石桅子一角。 通讯员 王红英 摄

空白一千五百年

按目前学界公认的僚人入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计算，距最年长的那根石桅子也有约1500年。如果考虑綦江地处蜀地边缘的地理位置，僚人开始在綦江流域生活的时间还会前推上百年。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些传统习俗会在相互影响中留传下来。但这个传承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中间不可能出现长达数百年的断代，更不要说上千年。我们今天看到的石桅子，如果是僚人生殖崇拜里的“男根”延续，怎么会有1500年的空档？

当然，可以解释为逾年历岁，或拆或毁，历代文物保存不易。但偏僻的山区里，总会有极个别的幸运儿闯关成功，现略举几例：

一是有明确纪年的汉代崖墓。有中峰镇柏树林崖墓群“熹平八年（179年。注：熹平七年三月已改元光和，此应为光和二年。疑因信息传递延误所致）”“光和六年（183年）三十二日为作石”“建安十五年（210年）二月十五日陈元盛葬”，东溪镇福林村七孔子崖墓群“永和四年（139年）二月”，郭扶镇建新村双河塘崖墓“光和四年（181年）”，金桥镇穿洞坪崖墓群“南郡■县男子熊■■■■■永和五年（140年）■■古”，文龙街道七拱嘴崖墓群顶部石滩上“光和四年三月平路元立做穴千”等处。

二是信息丰富的宋代题刻。有赶水镇铁石垭河边的李绍隆题记“绍兴十七年（1147年）七月十有四日”（详见本报2022年8月10日第四版的《东溪㑿崖头的两宋遗存》），龙登山禅居寺的“熙宁四年（1071年）”“熙宁五年”“隆兴二年（1164年）”“乾道元年（1165年）”“乾道九祀（1173年）”“淳熙元年（1174年）”“天元壬申（1152年）”（详见本报2024年5月15、22，2025年5月8日、14日第四版的《龙登山（四）：皇帝赏赐的殊荣》《龙登山（五）：历代高僧留深痕》《950年前的横排左起“大熙宁”》《试析龙登山古刻中的“四川”“天元”》），老瀛山国家地质公园莲花保寨内的“宝祐四年丙辰岁（1256年）仲冬月”等。

三是并不鲜见的明代遗物。有中峰镇老街的“大鹏山”门坊（详见本报2022年12月7日、14日、21日、28日第四版的《寻找县志里的中峰寺》《重拾万兴双山中峰寺的记忆》《起源于道观“大鹏山”的中峰寺》《有容乃大的中峰寺》），灵应岩相邻的永新镇新建村观音崖的“嘉靖四十五年岁次丙寅（1566年）十二月十六日壬寅弘愿”《慧宗号别传为记》（详见本报2022年4月7日、13日第四版的《万字题刻里的永新石门寺》《重见天日的永新明代石门寺》），永新镇三会场后的万历六年（1578年）“玄台宝观”山门坊（详见本报2023年4月7日第四版的《108岁老人记忆里的三会场（一）》），丁山镇四角村的万历六年“虎脑山”“凤翔院”山门坊（详见本报2023年1月5日、1月11日第四版的《綦江多了一座500年的“府”级城隍庙》两期考证文）等。

四是数量众多的清代遗存。清初至道光年间的纪年实物，仅在中峰镇都不胜枚举，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新庄村广佛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白峰村石虎庙、嘉庆十年（1805年）的新庄村显灵庙、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中峰村关口保家楼等。

綦江石桅子作为文物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特别是如中峰镇灵应岩这般，刻在整体山崖石壁上，削山取石并不容易，如果真是上承僚人，下至晚清的遗存，为什么没有清晚期前1500年的，偶见的时间题记呢？遗憾的是，一个都没有。

（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