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学院首批招收了758名学员。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军师级以上的干部，说起来，那可都是些曾经令敌军闻名丧胆的英雄和功臣。可俗话说得好，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这些学员大多出身农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惯了，散漫惯了，不拘小节惯了。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各种奇怪的现象都出来了。有的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上课时跷二郎腿，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懒得起来；有的开会时不注意军纪，不是敞胸露怀，就是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更有甚者，索性把脚放在椅子上，脱掉鞋子，用手抠起了脚丫子。

一天，刘伯承正在学院里视察，刚到学生宿舍门口，碰巧遇见学员们下课回来。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走得乱七八糟，学员们是边说边笑。而当他们看到院长后，带队的值班员竟不知道喊“立正”口令，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摇了摇头，转身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可刚进宿舍楼，他就发现好几间宿舍里都是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更是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桌面。再看看床下，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这哪里是军人该有的军容军貌，刘伯承气愤地说，“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像是个乱鸡窝！”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在刘伯承的心里就埋下了整顿学风校纪的想法，而不久后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不知怎么地，南京军事学院学生自由散漫的名声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主席知道后那是十分地生气，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这下，校园纪律的整顿可是势在必行了。刘伯承立即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道：“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了，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这就叫‘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同时，在此次会议后，刘伯承又在学校里颁布实行了军队的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终于使学院的风气焕然一新。

而除了在纠正学员们的不良习气的同时，在学院建立之初，其实还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的矛盾。

刚建校的时候，虽然中央军委四处调集高级将领和许多军事人才来担任教员，但还是远远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面对军事教员奇缺的局面，刘伯承决定吸收一批原国民党的旧军官来当教员。其中包括原国民党陆军副总长、国防部作战厅长等高级将领，人员最多时，原国民党军官人数竟占到了全院教员总数的70%。

可是你想啊，当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学员，大多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打过胜仗的高级将领，现在让原国民党的军官来教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那不就是意味着让自己的手下败将来当老师吗。所以，很多学员心里的那股不服劲，怎么也压不住。有些人甚至还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旧军官教员”：“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胜了。”

而另一方面，面对学员的刁难，“旧军官教员”自然想扳回一筹，他们采取了一些小手段，比如故意拖延课程时间，把一天的课程分成几天讲，要不然就东拉西扯，将各个国家的军事策略混为一谈，毫无条理地灌输给学员。

这一系列的事情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重视。正所谓鼓不敲不响，灯不拨不明。他一面教育学员，“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不要长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细肚肠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同时，他也给“旧军官教员”们做工作，希望这些旧军官要克服旧的思想，改变旧的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而且，他还形象而诙谐地说：不准“偷工减料，一刀杀死杨六郎，使杨家将没有戏唱”；也不要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把本来两小时的课程硬拉长到四个小时去讲。杨六郎在该死的时候也得让他死掉，不要怕杨家将没有戏唱。总之，一定要把军事学术确确实实地教给学员。

在刘伯承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学员的思想都有了很大转变，学院教学这才逐渐走上正轨。

而在此后的5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3000余人。

南京军事学院也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培养将军的摇篮。

（刘伯承纪念馆管理处付世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