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成语叫“关门打狗”，意思就是说将对方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然后再进行有效打击。为了解放全中国，1949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下达了对蒋介石余部进行“关门打狗”的命令。要求两路野战军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

此次，担负解放大西南重任的部队主要是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主力和贺龙率领的18兵团等部。其中，“二野”陈赓兵团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先攻占广州，然后西出广西，解决白崇禧后出昆明，关住南边的大门。而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任务却是隐蔽南下，绕道贵州，从四川南部入川，并指挥“四野”一部，会同贺龙和华北解放军一部，歼灭胡宗南，解放川、黔、滇、康四省。

作为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统治中心，重庆可以说是被解放大军围了个严严实实。而蒋介石手中余下的70万人马，面对这样的大包围，可谓是进退两难。不过，解决大西南之战，既是斗力，又是斗智。那么，身为进攻主力的“二野”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攻其不备呢？

1949年10月14日，随着广州的解放，国民党政府逃到了重庆。10月下旬，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二野领导机关由南京到徐州，再经陇海铁路一路向湘西开进。23日，当他们抵达郑州后，还在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公开露面进行了讲话，宣告部队将由北进军四川。而且，新华社还专门播发了消息。

刘伯承早年是川中名将，由他带兵入川，又由他亲自来透露这个信息，可谓是先声夺人。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与此同时，中原地方的解放军部队也开始了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地区的积极活动，做出进军川东的姿态。而四川北面，贺龙指挥一野和华北部分部队，更是开始大张旗鼓地向着驻守在川陕边境的胡宗南部队发起进攻，极力做出由北面入川的姿态。

但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用声东击西的计策迷惑敌人。其实，早在部队出发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已经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地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计划。

就在蒋介石以为自己正确判断了解放军“主力将由川北直趋成都”，把蒋军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时，“二野”的主力部队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在离开郑州后，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准备直出贵州，从蒋介石认为入川最艰难的川南向重庆发起进攻。

1949年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野”发起了进军西南的川黔作战。他们将主力分为两路：北路以第二野第3兵团主力和第四野第47军为左集团，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协同第四野第50军、42军及湖北军区部队所组成的右集团，会歼宋希濂集团于彭水以东地区；而南路则以第二野第5兵团及第10军，实行大迂回，直入贵州，夺取贵阳、遵义，进击宜宾、纳溪、泸州，切断敌军逃往云南的退路。

刘伯承平日里，经常会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做事要有计划，‘计’就是计算时间，‘划’就是划出路线图。”而此时，二野主力就正是按照他的计划，一路所向披靡。蒋介石见大事不妙，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并让他手下的第一军立即开赴重庆“保驾”，同时又令宋希濂、罗广文等赶快收缩，以求合力突围。

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对滇、黔、川、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公告。公告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据说，这份公告当年可是抵上了10万雄兵。公告发布后，竟有数十万国民党官兵响应，起义投诚。

11月28日，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二野”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聚歼于南川山地，宋希濂本人亦被俘。自此，重庆已直接暴露在北路军的矛头之下。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慌忙爬上飞机逃往成都，当日，重庆便获得解放。

重庆，本是刘伯承早年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地方。20多年后，当他胜利班师于此，禁不住感慨万分。然而，此时的刘伯承还顾不上享受回乡的喜悦，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残敌猬集的成都。12月初，解放军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地汇集成都盆地，封死了敌人西逃的通道。12月13日，蒋介石把这副烂摊子交给胡宗南后，便乘飞机逃往台湾。

胡宗南乃是蒋介石的嫡系，如今，见蒋介石走了，他哪里还会有心应战。虽然满口喊着要“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但随即他便紧步蒋介石的后尘，于12月23日，扔下他的部队，爬上飞机溜之大吉了。

蒋介石、胡宗南的相继逃跑，使成都守军陷入极度混乱之中。12月27日，随着蒋军18兵团司令李振率军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解放军顺利拿下成都。至此，进军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整场战役共历时两个月，歼敌90万人。

后来，刘伯承在给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中，集中地概括了进军西南的经验，他写道：“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收效很大。”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付世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