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刘伯承在任贤书的门下学习六年，恰好赶上开县科举考试。

在那时，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老师也认为刘伯承年纪虽小，但是文才好，可以去试一试。老师还劝刘文炳也去考考看，一来是陪着孩子一块去，孩子不至于紧张；二来，如果能考中秀才，家境可以从此好过一些。于是，父子二人抱着一线希望，决定要到县城应试。

父子俩高高兴兴地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农民。这一次是预考，如果在预考中中了榜，就可以取得正式考试的资格。父子俩进了考场，卷子答得都比较顺利。他们焦急地等着发榜。

不几天，榜贴出来了。刘伯承挤到人群里，找父亲和自己的名字，一会功夫，刘伯承在第三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是三团的第一名；在第十四团里找到了父亲的名字。父子俩的高兴劲儿，简直没有办法形容。根据他们考卷的情况，在正式考试时，还是有把握考个出身的（出身，科举时代为考中录选者所规定的身份、资格）。

然而，好事多磨。父子二人万万没有料到，有人看到他们预考的成绩很好，心怀妒忌，又暗中告了他们一状，说他们是“优人之后”，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在封建社会里，把剃头、修脚的和优人、妓女，统称为下贱人，其本人和后两代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第四代以后才能参加。

接下来的一轮考试时，开县的主考官听说刘文炳父子是“优人之后”，不由分说就把他们逐出考场。这件突如其来的事，对于刘伯承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

“爸爸，什么叫‘优人之后’啊?”刘伯承茫然不解地问，“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还不是因为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刘文炳满腔愤懑地说，“你爷爷是个铁匠，活儿多的时候，日子还能过得去。活少了，家里就糊不了口啦，我们是兄弟六人张开嘴等饭吃。幸亏你爷爷精明能干，从小喜欢吹拉弹唱，学会了吹唢呐。后来，远近邻居谁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你爷爷去吹唢呐。开始是帮忙，以后人家总要给点谢礼，正赶上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有一点钱也是救命的呀！天晓得，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都成了‘优人之后’！”

“‘优人之后’为什么就不能考秀才？会的手艺多还不好么？”

“你哪里晓得，吹鼓手是下九流，是下贱人，祖孙三代都不能考啊！”刘文炳叹了口长气，接着说，“其实论起家世来，咱家应该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书上讲，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爸爸，那咱们找主考官说理去！”

“唉。”刘文炳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咱刘家这一支后来就破落了。你曾祖父自从流落到开县，就靠开荒种田和打铁过日子。家里穷，你的五位伯父都没读过书。后来有次偶然的机会，刘家才慢慢富裕起来。那是有一年，你爷爷错把早稻种子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正遇上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下了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等水退了，刘家稻田的余根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日子就稍稍富裕一点。你爷爷说：‘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也许刘家还能兴旺起来。’于是就让我读了几年书，指望我能有个出头的日子。谁晓得赶考这条路又给断了。到县里说理有什么用？咱家又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这个赶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穷人就老穷下去不成？”刘伯承越听越有气。

“到我这辈上，是没有多大出息了，我对不住你爷爷，也对不住祖宗，更对不住你们！”刘文炳说到这儿，气得连连咳嗽起来。“我这个身子骨儿，也干不了太多太重的农活，六个孩子我也养不起，饿不死就算造化不小。六个孩子里边，就是你这个老大念的书多，指望你能给刘家争口气呀！”

“可是现在人家不让考，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听说现在办了洋学堂，我回去打听打听，要是能行，家里生活再紧，也要供你念书。”

被逐出考场的事，对于他们父子是一次莫大的打击。特别是在刘伯承幼小的心灵上，生活就那么严酷地教育了他。他懂得，像他们家那样的人，在那个社会永无出头之日，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一家一身的前途，两者鲜明地联系在一起，摆到一个小孩子面前，从此让他开始痛恨旧社会，促使他后来逐步与旧社会决裂，从而踏上革命的道路。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付世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