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1955年）

刘伯承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却十分聪明伶俐，活泼好动。父亲刘文炳虽然早已务农为业，但他仍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注重从小对儿子进行教育和培养。

每次干完农活回家，他总要把咿呀学语的小孝生抱到自己膝上，教他认几个字，念一两首诗歌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听着小孝生稚声稚气的诵读，刘文炳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心灵的创伤，饱经风霜、堆满忧郁的脸庞上，不时会露出一丝丝欣慰的笑容。

1898年夏天，刘伯承还不满六岁。有一天，一位操着下江口音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他家门口乞讨。老人自称湖广人氏，姓任名贤书，出身贫贱，多次应考落榜。因替别人打抱不平，触怒了官府，险遭横祸，被迫飘泊江湖乞讨度日。刘文炳见任贤书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说话文雅，穷而不俗，心中颇为喜欢。加之相同的出身，类似的遭遇，更引起刘文炳对任贤书的同情。于是，他便把任贤书挽留在家中住下，以宾礼相待。

任贤书在刘家住下后，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帮助刘文炳做些农活和家务事。二人情投意合，志趣相同，饭前酒后，常在一起谈古论今，研讨诗词文章。

每当刘文炳同任贤书在一起畅谈的时候，刘伯承总是站在一旁，睁着一双大眼睛，听得入神。他有很多话听不懂，但每次总要寻根究底，问个不停。任贤书很喜欢刘伯承，经常给他讲些通俗的故事，教他一些浅显的诗歌。刘伯承的记忆力很好，上次教了，下次问他时，就能把故事情节回叙清楚，把一些诗句背诵出来。

一个夏末秋初的晚上，任贤书同刘文炳坐在院坝里乘凉喝茶，谈论诗文。任贤书赞叹不已地对刘文炳说道:“令郎明昭，这般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勤学好问，聪慧敏捷，若有良师教诲，日后必成大器，前程不可限量！”

刘文炳听到任贤书这样夸奖儿子，十分高兴，顺势接过话头说道：“任老师满腹文章，才华出众，屈居我们穷乡贫户，孝生我儿若得您的指教，那就是他的造化了。若先生不嫌小儿愚笨，能收在门下，文炳父子是感恩不尽的。”

“哈哈哈……”刘文炳话音未落，任贤书就敞怀大笑起来，“常言说得好，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刘兄不嫌弃我才疏学浅，贤书岂敢辜负仁兄重托，自当尽心竭力而为之。”

刘文炳马上将刘伯承叫过来，向任贤书行三拜九叩的拜师大礼。

刘伯承的智力发展比一般同龄儿童早。父亲早就想送他上学读书，但几所塾馆都在赵家场那边，孩子小，过河渡水又不放心。刘文炳见任贤书博学多才，为人稳重，同时又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早就打算筹办一所塾馆，聘请他为教书先生。那天，刘文炳把筹办塾馆的事提出，任贤书自然是高高兴兴答应了。刘文炳经过好几天的串联，邀集到团方四邻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家院子的横堂屋里，办起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的名下启蒙读书。

在当时的私塾读书，一般启蒙儿童第一年最多只能读完《三字经》《百家姓》或《三字幼仪》。老师教认字、写字，学童死记硬背。这样读过三四年后，老师才开始讲书，学生也才开始学习联句，对对联，写诗作文。

刘伯承开始入学时，也犯有许多聪明孩子的通病，并不怎么用功。老师教完课文，别的学生都在认真地朗读，他却把书摆在课桌上，埋着头暗自在课桌下面用纸扎猪头、白鹤等小玩艺儿。任老师发现以后，当即点他背诵当天教的课文，他却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考他认生字，他也完全认得。任老师十分惊讶，把这个情况告诉刘伯承的父亲。父亲把他叫来批评道：“你才认得几个字，背得来几句书，就满罐了吗？告诉你，学问如海，没有哪个人是把书读完了的。”同时恳求老师：“任老师，请你把他加紧些，每天多给他上几章书。”从此以后，任老师对刘伯承的要求更为严格了，每天都要求他比别的学生多读几章书，多写几张字。因此，他的学习进度要比一般学生快得多。在第一年里，就读完了《三字经》《三字幼仪》，还读了一部分《幼学琼林》。第二年，任老师给他讲授了《诗经》《左传》《史记》中的一些诗文，并开始教他写诗作文。老师、家长的严格教诲和耐心诱导，使他逐步养成了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

刘伯承在任贤书的塾馆里接受六年教育，不仅在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思想、道德、性格、情操方面，也受到良好的熏陶。

刘伯承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少年时代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不吸烟，不喝酒，读书是他唯一的嗜好。护国战争以后，他当了护国军的团长，警卫、勤务人员都很少，行李也很简单，但却有一名专门为他管理书籍的勤务兵。赵家场中街的程文书老人当年就曾给刘伯承管理书籍。他过去经常对人说:“刘团长最爱读书。无论行军打仗，都要我挑着书箱跟在他的身旁，只要部队一驻扎下来，就吩咐我找出他要读的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付世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