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四兄弟中居长。1907年下半年辍学回家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肩上。那年年关前夕，有钱人家都在忙着杀猪羊，宰鸡鸭，打豆腐，磨汤圆，大办年货，准备欢度春节。然而，刘伯承家中却米无一升、肉无半两。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看着眼热，成天嚷着要买年货。腊月二十八那天清晨，母亲不听刘伯承的再三劝阻，背着父亲逝世后两月才出世的幺弟明良，牵着三岁的幺妹怀珍，踏着厚厚的冰霜，顶着刺骨的寒风，出门去借债。指望族戚人家借得几吊铜钱后，再到赵家场上去买几升米，割几斤肉，好在除夕那天，让儿女们吃顿饱饭，打个牙祭。

太阳都快落山了，刘伯承还不见母亲回家。他生怕母亲在外面发生意外，就领着二弟明书、三弟明昌去黄桷树岩口等候。兄弟三人眼巴巴地朝着岩口下面的几条岔路盼啊，望啊，眼睛都望穿了，还是不见母亲的身影。一直等到夜幕低垂，寒星眨眼，才朦朦胧胧看见母亲背着幺弟、牵着幺妹，拖着沉重的双腿从周都坝方向回来。不懂事的明昌，高兴地连跑带跳迎上前去，一双小手拉住母亲的衣襟问道:“妈妈，借到钱没有？过年的时候总要吃顿‘肉肉’和干饭吧！”母亲心里十分难过，一把将明昌搂在怀里，在路边一块石板上坐下，泪如泉涌。年龄稍大点的明书，在一旁不知所措，呆头呆脑地望着母亲。孩子们哪里知道，母亲清早去到五伯父刘文吉家里，不仅没有借到文钱粒米，反而受到刘文吉一顿无情的奚落。母亲从刘文吉家走出来后，又连去到几户亲友家中借贷，富的不借，穷的又没有，最后只得拖儿带女，两手空空地走了回来。刘伯承见到这般情景，什么都明白，心里犹如刀绞一般。为了不让母亲过度悲痛，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掉过头去悄悄揩干眼泪，强装笑颜走到母亲身旁，安慰说：“妈吔，依我看哪，幸喜没有借到钱，免得又要欠下一笔还不清的阎王债。别人家大酒大席也是过年，我们吃红苕，喝羹羹也同样还是要把年过过去。妈，您老人家应该高兴呀！”接着，他就弯下腰去把幺妹背在背上，搀扶起母亲:“妈，天都黑尽了，坡上冷得很，我们还是回家去吧。”

“好，回家去。”母亲从地上站立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泥土，用衣袖揩干眼泪。母子们手拉着手，借着微弱的星光，踏着坎坷不平的泥土路，朝家里走去。

母子几人摸了一段黑路，才回到院坝下。在屋里看家的大姐琼英，听到外面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回来了，赶忙点燃一根早就准备好的葵花杆火把，开门出来迎接。火把的光亮把院坝、阶沿照得一片通明。母亲依稀看到大门门框上，还贴着前年春节时的对联。字存人亡，触景生情，想起丈夫往年写对联卖的事。

“孝生，往年你爸爸在世，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写几天对联卖。全凭他一手好字，换回香烛、酒肉之类的过年货。可是现在……唉！”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指着门框上的对联，流着眼泪，心境悲凉，再也说不下去。

母亲的话，猛然提醒了刘伯承。“妈，我明天也到场上去写对联卖。”他想了想后说。

“你写对联卖，卖得脱吗？”母亲怀疑地问道。“我想，会有人买的。”刘伯承胸有成竹地回答。

母亲听到儿子满有把握的回答，联想到以往经常听到别人赞扬儿子的字写得好，满脸的愁云一下子也就消散了，同意儿子的意见:“要得，你明天就到场上去写几幅试试看。”

第二天早晨，东方刚开亮口，刘伯承就起床，煮了几碗红苕同明昌三弟一起吃，拿起头天晚上就收拾好的笔墨砚台，准备动身去赵家场上写对联卖。母亲看见刘伯承穿得单薄，心里很难过，连忙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旧棉袄，硬要他穿上。刘伯承怎么也不肯穿母亲的棉袄，推辞说:“妈，我们年轻人火气旺，不冷。您快把棉袄穿上。您要是冻病了，我们兄弟姐妹又怎么得了！”

“你穿得这样单薄，手冻僵了又怎样拿笔写字呀！今天我不去做坡上的农活，就在火炉边补几件衣裳，也是冷不着的。”

刘伯承再三推辞不过，只得噙着眼泪把那件带着母亲体温的大襟棉袄套在兰布衫里面穿上。接着，就带着明昌三弟到赵家场上，在早年同窗学友杨秀仕家开的杂货铺里，赊了两刀红纸，借了一张饭桌摆在店铺阶沿上，由明昌三弟帮着磨墨牵纸，真的写起对联来。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这个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少年，竟然写得一手好字，遒劲挺拔，刚中有柔；并且许多副对联的内容都不是现成的陈词旧调，而是新近自己创作的，言简意赅，雅俗共赏；平仄、对仗也经得起推敲。刘文炳在赵家场写对联是出了名的，如今这个写对联的少年就是刘文炳的长子，大家对他更是另眼相看。很多人都伸出大拇指称赞说：“真是子如其父，看来同父亲写的字不相上下咧！”不仅一般自己不会写对联的人来买，就连那些通晓文墨书法的人也来买。尤其是刘文炳生前的学友们，更是争着来照顾生意。这样，一直写到腊月三十下午才收笔。刘伯承将卖对联的钱付还红纸本钱后，就在场上买了肉、米等年货，带着明昌三弟欢欢喜喜地回家过年。

从此，刘伯承的字就在赵家场一带出了名。以后，不少人家做红白大事，都要请他写喜对、楹联或匾额。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