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班固《汉书》

　　在外漂泊22年后，江津人老古选择回到故乡，在江记酒庄做起了一名酿酒工人，过起了“在家门口打工”的日子。

　　十八岁出门远行，归来已是不惑。多年间，老古先后辗转于广州、深圳、潮州，从没跨出过广东地界，做过货车司机，也在建筑工地上干过，多是些学历门槛不高的行当。

　　和那波打工浪潮里的多数人一样，老古念完初中就辍了学，肩挑背扛的看家本事，使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热土上最底层的“掘”金一族。女工们的细腻和坚韧，填补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与乏味，服装厂、玩具厂、鞋厂、包装厂成为她们的绝对主场，标准化的生产线模糊了个体的面貌和意义，她们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打工妹”。

　　一组数据印证了当时打工潮的热度。1992年，大约4000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发达省市，这个数字以1000万的增量逐年上扬，四年后几近翻了一番。

　　据说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90年，18岁的小古背着行囊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坐了一天两夜，才踏上那片昭示着发财梦的土地。

　　待到重返故土，小古成了老古，中国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版图已是另一番光景。

　　出渝打工记

　　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重庆市外出人口达482.31万，居全国城市之首。以3390万的户籍人口数计算，每7个重庆人中，就有一个选择外出打工。

　　老古在江记酒庄的同事顾金鑫和他同岁，先在广东工作了16年，又去浙江干了7年。小他俩一岁的金靖宇最早去了东北，后来又在江浙一带辗转多年，“90年去东北的时候，零下30度，我们南方人哪感受过这阵仗，冷得直哭，离家又远，写封信回去都得半个月”。

　　江记酒庄手工精酿车间

　　重庆移动大数据中心分析2016年人口流动数据发现，主城区、近城区的重庆人倾向于去四川打拼；渝东北和部分渝东南地区的钟情于广东；忠县、丰都、石柱、秀山人愿意去浙江；綦江人热衷去贵州；垫江人则大多喜欢去云南。总体来看，最多重庆人打拼的10个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东莞、广州、上海、温州、广安、昆明、泉州、达州。

　　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历来被视为外来人员的集散地，产业格局以镇为单位精准区隔开来，茶山做食品，虎门做服装，厚街做家具，塘厦做电子……2004年，18岁的毛琳离开江津，跟着堂姐去了塘厦的电子厂，“那时候大家都流行往沿海地带走，都想去找钱”。两年后，自考了大专的毛琳投奔在温州打工的哥哥，进入当地一家台资企业做生产管理。

　　和最早涌入沿海的70后相比，80、90一代一方面延续着父兄的足迹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又不安于底层的劳动密集型工种，注重专业技能的提升，开始走上管理岗位。

　　90年出生的白沙人孙宇，从重庆一所大专院校的机电设备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成都的富士康、摩拜做过采购，“中间跳槽了几次，也带过小团队，16年回家过年，听亲戚说起镇上的江记酒庄招我们这个岗位，想都没想就回来了”。

　　这一年，在外漂泊12年的毛琳也选择回到家乡，在江记酒庄做行政管理，“江小白这两年发展很快，后劲很足，感觉有自己发挥的空间，而且孩子刚上小学，在家门口上班，也可以陪在他身边”。

　　《重庆市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近年来，重庆市外人口持续回流，2015年全市回引返乡农民工48万余人。人口迁移的背后，是重庆经济的重新洗牌与强势崛起。

　　重庆速度

　　2017年，重庆直辖20周年之际，GDP反超天津，重回经济总量“第五城”，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

　　在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重庆棋落两招，一方面，延续汽车工业、军工工业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近十多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增长红利，巩固了重工业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电子产品制造业，吸引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笔记本电脑、手机产能跃居全球前列，打造“品牌+整机代工+零部件企业”环环相扣的产业集群，被誉为“西部笔电之都”、“西部手机之都”。

　　制造业崛起缔造的“重庆速度”，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回渝。2016年，39岁的潘媛媛辞去深圳一家大型玩具厂生产线负责人的工作，回到永川的电子厂做领班，“其实这边的工资待遇不比深圳差，还给买五险一金，上着班心里也有保障”。

　　2017年11月5日，重庆迎来第十一个“农民工日”，专场招聘会上，阿兴记集团、卜蜂莲花超市、中国人寿、国奥汽车等53家用工企业提供了制造、家政、餐饮等4800余个岗位，满足了众多返乡农民工的求职需求。

　　择业市场一片火爆，创业市场的热情亦丝毫不减。

　　垫江县周嘉镇的周明杰和丈夫在广东、浙江一带漂泊多年，几年前，夫妇俩把电子元件的加工生意搬回了家乡，创办鑫宏节能灯具厂，“空调、冰箱、洗衣机的连接线，什么都做，除了以前的业务，还承接了LED灯具的电子元件加工”。因为是计件工资，村民可以拿回家做活，在周明杰处打工的村民，最多时达到了一千多人。

　　到2017年底，重庆市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52.7万人，创办经济实体39.5万户，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172万人。

　　年年想家，不如天天回家。

　　新年伊始，重庆各大地铁站、高速路口便被江记酒庄的招聘海报刷了屏，董事长陶石泉表示，江小白计划在2019年增加1000个招聘岗位，其中约900个工作地点为白沙镇上的江记酒庄及驴溪酒厂。

　　在江记酒庄上班的老古，比许多人提前收到了“风声”，他早早地给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媳妇打去电话，“今年过完年，就不走了！”

　　身土不二

　　扎根重庆不走的，还有刚刚从北邮计算机学院毕业的重庆崽儿伍涛，这个大学期间年年拿奖学金的学霸，收到了腾讯和小米的offer，却在毕业之后选择了家乡的互联网企业猪八戒。

　　“过去人们总觉得重庆是一个重工业城市，殊不知，它已经悄然驶上了智能互联产业的快车道，首届智博会的成功召开，BATJ的加速布局，都是例证”，伍涛觉得，乘着重庆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东风，回到家乡也大有可为，“除了工作，我也想念咱们重庆的火锅配江小白，在北京待了四年，想了四年。”

　　火锅，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关于重庆味道最深刻的记忆。江小白，这个生于兹长于兹的高粱酒品牌，在火锅蒸腾的餐桌上，生生嵌入了又一个重庆“标配”。

　　传承白沙镇源远流长的小曲清香工艺，复兴一座酒镇的酿酒荣光；植入取景重庆的电影《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迅速催熟城市网红效应；投资拍摄以重庆为题材的动漫《我是江小白》，复刻日漫引发圣地巡礼的文化旅游热；举办YOLO音乐现场，掀开硬核重庆的地下说唱江湖……

　　从产品到文化，从品牌到现象，江小白身上承载的，是一个企业与一座城市之间身土不二的原乡故事。江小白的根，深植在重庆城的一方水土里，反哺就业，便是这个故事里顺理成章的情节。

　　陶石泉觉得，如果江小白能减少500个本地外出务工者，就是减少了500个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新时代下，江小白理应通过持续的创新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更要以担当的初心反哺社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江小白也好，猪八戒也罢，这批重庆城新兴的民营企业，站在这座昔日重工业之城的转型当口，正在用各自的力量，为人口回流敞开路径，为城市发展留住人才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