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跨界普查“界”难跨
中国文化报 08-09 06:05 浏览量  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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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各地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2018年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再次在各地蓬勃展开。各地招募的220余名志愿者已奔赴辽宁、山西、上海、西藏等省区市的48个受援单位,计划完成30万册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这已是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开展的第4个年头。

近日,记者随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范月珍等一行赴江西就志愿服务行动开展中期巡访工作,在3天的时间里走访了婺源、宜春等地的图书馆和相关的古籍收藏单位。

被浸泡的60箱古籍

第一站便奔赴婺源,是因为听说那里有一批被浸泡了的60箱古籍亟待整理。“2008年前后我走访婺源图书馆时便发现这里有一批被浸泡了的古籍。”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何振作说,“当时我曾想联系当地的肉联厂把古籍打包放进冷冻室里速冻,想着这样或许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虫蛀、板结等情况,但遗憾的是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之后这批古籍就一直被搁置到今天。”

当记者在婺源看到这批古籍时,发现损毁已十分严重,出现了板结、霉烂和虫噬鼠咬的情况。范月珍坦言,实际情况比想象的更严重。“我们对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心情是迫切的,但因缺乏相关知识储备,面对这批古籍的确感到无从下手。”婺源图书馆馆长查志鹏说,“志愿服务行动的开展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6位志愿者以每天普查6箱古籍的速度稳步推进工作,预计10天左右能完成这批古籍的普查任务。”

“对于基层的古籍保护工作来说,技术上的指导对其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做这项工作仅有情怀是不够的,还要有技术作为支撑。”何振作表示。

据了解,在开展本次活动之前,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先期对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掌握了各地的实际需求。而志愿者招募工作也得到了萍乡市图书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经过遴选,10位具有丰富古籍普查经验的志愿者奔赴江西数家受援单位,将对5000余部、3.6万余册古籍开展普查编目工作。

“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我们发现开展志愿服务行动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不但锻炼、提高了基层古籍普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也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刘惠平表示。

是写经,而非血经

在宜春,专家一行走访了宜春中学等相关单位,就古籍跨界普查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宜春中学的前身是建于1902年的袁州中学,经过100多年的积累,这所学校存藏了三四千册古籍,此次有4位志愿者帮助该所学校开展古籍普查。在普查现场,该校图书馆的彭老师手捧一本古籍请专家予以鉴定,范月珍很快给出了答案,“这是一本清乾隆年间的精刻本,其珍贵程度可入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她又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写本、印本以及两者的区别。彭老师说,虽然学校把古籍当宝贵一样守护了很多年,却几乎不知道其珍贵程度。

因听说当地的档案馆存有一些古籍,但尚未纳入到普查范围中来,专家一行便想与档案馆负责人见上一面。又闻这家档案馆还有一部泥金血经被慎重地存放于银行保险箱里,更激发了专家们一探究竟的兴趣,“因为血经并不鲜见,不至于要放在银行里保存。而且通常如果是泥金写就,就不可能是蘸血写成的血经。”在宜春市文广新局的积极推动下,双方终于在经书存放处——当地一家中国银行的会议室里见面了,专家们也见到了那部经书。何振作、范月珍看过经书的序跋和名人题记后,确认该书为“明朝万历年间民间的一位土豪为给父母祈福,请人用泥金写的一本《金刚经》,是泥金写本,而非泥金血本。”专家们认为,这部经书就其品相等有望申报国家珍贵古籍。

在之后的交谈中,为让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放下包袱、加入到普查行列中来,专家一行与他们做了深入、诚恳的沟通。刘惠平说:“直至21世纪初,我国古籍保护仍存在底数不清、保存环境堪忧、老化破损严重、专业人才匮乏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国家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普查工作也随之展开,计划于2020年基本完成普查任务。古籍除存藏于图书馆外,还广泛收藏于各大高校、博物馆、档案馆、寺院等,需要大家协同联动才能完成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事。”

为打消他们的顾虑,随行的省、市图书馆负责人也纷纷做出承诺——“我们只是义务帮助你们做普查登记”“不用担心藏品公布后会被要求上缴的问题”。也许是被大家的赤诚所打动,双方终于交换了联系方式,准备接下来做进一步的沟通。

跨界普查任重道远

据初步统计,目前仅我国2000余家公藏单位收藏的汉文古籍文献就有20万个品种、45万个版本,超过5000万册件。开展古籍普查就是要通过摸清家底为之后做保护规划、进行修复和研究等打下坚实基础。现如今,普查工作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据记者观察,跨界普查已成为当下普查工作的“拦路虎”。众所周知,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图书馆人要跨界到高校、寺院、研究机构等推动普查工作,而这个“界”几乎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多位古籍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要靠不断地走访、游说、请领导协调,有时甚至要搭上个人关系,才能把工作做通。

其实,早在2007年,为保证古籍保护工作的稳步推进,国家便建立了由原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国家宗教局等相关机构,各成员单位在相关政策规划制定、项目实施、督导检查等关键环节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虽然各省区市也相应地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中,各系统间的协调工作仍需加强,沟通合作能力也尚待提高。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面对那些虽经兵燹水虫、焚籍毁版、千里播迁,仍代代传承至今的中华古籍,多位一线古籍保护工作者表示,跨界虽难,但会秉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将普查工作做好做实。

中国文化报记者 李 静


责任编辑:陈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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