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三百年前的欧洲社会里，从神圣罗马皇帝，法国国王，到最穷的乞丐，从长须的尊长到儿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人前不端端正正的坐着。古代的家具就反映出使用他们的那个等级社会的生活习惯。

　　——奥尔德斯 赫胥黎《论舒适》

　　舒适和清洁与政治、道德、宗教又有什么关系呢？粗粗看上去，人们会说，在圈手椅和民主制度，沙发和家庭制度的松弛，热水澡和基督正统教义的衰亡之间，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

　　但只要仔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在现代生活中对于舒适的要求的增长，和现代思潮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希望在本文里能说清这种关系，能阐明为什么艺术发达的15世纪的意大利王公贵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人，甚至全盛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都不可能（不是物质上，而是心理上不可能）生活在罗马人会叫做像样的清洁卫生环境里，或者享受一下对我们是不可缺少的生活上的舒适。

　　先谈谈圈手椅和暖气。我准备说一下，这些事物只有在封建专制制度瓦解和旧式家庭和社会等级衰亡之后才可能出现。软椅子和沙发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人们可以懒洋洋地靠在上面。在一张精致的现代圈手椅上，你也只好靠着。而这种姿势是既不足显示尊严又不能表达恭敬的。

　　要打算显得生气或者训斥下属，我们总不能躺在软软的椅子，而两脚蹬在壁炉架上，而必须坐直了，摆起架子才成。同样，要对一位夫人表示礼貌，或者对尊长表示敬意，我们也不能靠在那里，就是不站起来也得挺直腰板坐着。在过去的人类社会里，有一套等级制度，每一个人都要对下显示尊严，对上表示恭敬。在这种社会里，斜靠的坐着是绝对不可能的。

　　路易十四在他的朝臣面前不可能这样做，而他的朝臣在他们的皇上面前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有亲临议会时，法兰西皇帝才能当众倚在御榻上。在这种场合，他要斜倚在一张名为“正大光明”的榻上，王公们坐着，大臣们站着，其他的小家伙都得跪着。讲舒服被宣布为帝王的特权。只有皇帝可以伸直了腿，我们也可以相信，这腿会伸的非常有帝王气概，这样斜倚着纯粹是礼仪上的需要，毫不丧失尊严。

　　不错，在通常日子里，皇帝是坐着的，但要庄严端坐，帝王的尊严是不能不保持的，因为说到底，帝王的尊严基本上也就是保持外表上的尊严问题，同时朝臣们也要保持臣服的外表，或是站着，或是因为官高并是皇室近支，甚至在皇上面前也可坐在凳子上。朝廷上如此，贵族家庭里也是如此。

　　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也就是绅士和他的家人，商人和他的学徒和仆人的关系。毫无例外，在上的要显示出尊严，在下的要表达出服从，以分清上下；这样谁还能不坐直了呢？

　　这是在亲密的家庭关系里也是一样，父母像教皇和贵族一样以天赋的权力统治一切；儿女们就是臣民。我们的祖先对莫西十诫的第五件事非常认真的，如何认真，可从下一事例看出。

　　在伟大的加尔文，以神权统治着日内瓦的时代，有一个孩子因为要打他的父母亲被当众枭首。在孩子们在父母面前坐不正，也许不致有杀头之罪，但也会被认作大不敬，要遭到鞭挞，不许吃饭或关禁闭。为了没有举手到帽檐，向他致敬这件小事，意大利贵族维 岗扎加就把自己的独生子踢死了，要是他的儿子竟当着他的面斜靠在椅子里会惹得他干出什么事儿来——这真叫人不敢想下去了。

　　儿女不能在父母面前歪着靠着，同样，父母也不能在儿女面前歪着靠着，怕的是在有责任尊敬他们的儿女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威严。

　　因此我们看到，在二三百年前的欧洲社会里，从神圣罗马皇帝，法国国王，到最穷的乞丐，从长须的尊长到儿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人前不端端正正的坐着。古代的家具就反映出使用他们的那个等级社会的生活习惯。

　　中国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工匠有能力造出圈手艺和沙发，使人坐上去，和今天的产品一样舒服，但社会既是那样他们就不去造他了。

　　实际上，直到16世纪，连椅子也是很少见的，在那以前，椅子是权威的象征，现在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靠在椅子上，国会议员也坐得很舒服，但有权威的还是主席，或者叫做“坐在椅子上的人”——chairman，权威还是产生于一张有象征性的椅子。

　　中古时代只有大人物有椅子，他们旅行时要带着自己的椅子，以便一刻也不离开他的外在的看得见的权威标志。就是在今天，宝座还跟皇冠一样，是皇权的象征。

　　中古时期，就是能坐下时，平民也只能坐在长短凳或者长椅子上。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富裕的独立资产阶级的兴起，使用椅子才随便起来。买得起的就能坐椅子，但要端坐受罪。因为16世纪的椅子还是宝座式的，谁坐上去都不能不被迫采取令人受罪的有权威的姿势。

　　直到18世纪时，老的等级制度崩溃了，才有使人舒服的家具。但就是那时，也还不能在上面随意歪着靠着。可以在上面随意让人（首先是男人，随后是妇女）歪着的圈手椅和沙发，是直到民主制度建立巩固起来之后才出现的，是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起来，老规矩不存在了，妇女解放了，家庭里的限制消失了之后才出现的。

　　奥尔德斯·赫胥黎

　　人称小赫胥黎，英国作家。其小说多写20世纪20年代伦敦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生活。代表作有：《克鲁姆庄园》（1921）、《旋律与对位》（1928）；中年时写作的小说主题是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代表作有《奇妙的新世界》（1932）；后来还写作了一些神秘主义的作品：《加沙的盲人》（1936）、《几度寒暑天鹅死》（1939）等。散文集有《目的与手段》（1937）、《论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