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年关
重庆晚报
2018-02-12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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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劲松

  既然难得见到雪,我们就珍藏关于雪的记忆吧,因为她如此纯粹,如此温暖过我们的人生。

  一直盼望下雪,一直在各种朋友圈中看到雪,但立春已过,年关临近,雪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地来临。

  是的,现在,即使隆冬时节,在南方,除开千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雪是很稀罕的。之所以说“现在”,是因为“以前”。世界在变,气候也在变。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该冷不冷、该热不热或者热到极点、冷到极点的极端气候现象也相当常见。无需科学推断,年龄稍长的人做做历史性比较就会得出结论:过去,似乎即使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大部分丘陵地区,年前总是会迎来一场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雪,所谓“瑞雪兆丰年”。人们都在新年来临之际,获得一种美好的祈愿和自我慰藉。

  于是,风雪年关,作为一种回忆性景象,立即在我的脑海中逆向展开:鹅毛似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屋檐下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条,水面冻住了,盖上一片玻璃似一动不动……

  那是贫寒而美好的儿童时代。天气越冷,也就离过年越近。那时的“年”,真像立在时间原野上的一道关口,“过年”的“过”字,也更具体可感,硬像是谁都要从这道关口“过”一下似的。年关,不仅仅是时间,也是物质化的“关头”。儿童盼望过年,就是盼望那一身新衣服,那几天的好吃好喝与“走人户”,得压岁钱,更盼望那好几天除了薄薄的寒假作业之外“铺天盖地”“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玩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之所以说年是一个关,我们并不知道,临近过年,大人——父母心中是如何紧张“盘算”的:娃们的新衣服要多少钱,哪些年货要办?请客送礼“人情”有多少?村上哪些人家过年要娶媳妇或嫁女,哪些“新人”要来拜新年,该“打发”多少?年后几个娃上学,高中、初中、小学的,各该多少学杂费?……算着算着,日子就近了,或大或小的雪也就常常在这样的时刻来到。往往是不知不觉的,一觉醒来,推开大门:哇!白茫茫一片。于是,大声喊叫——“下雪啦,下雪啦!”兴奋地冲到雪地去。那时,天气冷,但人们都没有现今的怕冷——现在想来,或许那时条件差,没有防寒被服——顶多有件夹袄,或者毛衣,显得不怕冷。

  我们去树下摇雪,去草地堆雪人,还可能站在条凳上,摘屋檐上吊着的冰条——像手指似的。有时会恶作剧地弄一节突然偷偷放到某人脖子里,那人便尖叫,随后互相追打嬉闹。严谨一些的大人会出来吵几句,我们便停了这游戏。到路上的水氹或者田边去取“冰块”,我们叫“凛冰”,看谁取得大。然后,拿起来,端回自己家去。那时,山区的农村还主要是土墙,没有现代这样的窗户,玻璃也是难得见到的,这就是我们的“玻璃”了。手里端着大冰,口里喘着白气,手儿冻得像一个个透明的红萝卜,但我们依然乐此不疲。那时的大人们是不怎么管的,也不担心我们感冒,那时一个感冒咳嗽,大人是根本不以为然的。似乎在冰天雪地中,年不知不觉就到了,就过了,而不像现在,年来了,雪,还没来。

  童年的雪,轻盈、快乐、飘逸。人长大了,雪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记忆深刻的风雪年关,是在贵州。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毕业留校,根据当时的规定,必须外出支教一年。于是,我到了贵州平坝县一个军工厂子弟校,做了一年的高中语文教师。由于酷爱民间文学,四处搜集民歌民谣、故事谚语,而且还单身一人,贵州又是民间文学的宝藏,那年春节索性也没回川,就在支教点过年。

  从贵阳到支教点,每天只有早晚两班厂车。年前的一天,很冷,周边好多山上已经在飘雪。我去离贵阳还有两三个小时车程的一个苗寨采风,再转乘火车回来,已经晚点,错过厂车了。刚出站,一股冷风扑面而来,夹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下雪了!”我自言自语地“哈”出一口白气,索性返回站台买了份贵阳地图,看看支教点的路线,如果乘“节节车”——或许还是能够回去的。

  那时,公交班次很少,又是年关时节,我买到的票只能是中途的清镇了,那边还有没有到子弟校的车呢?不管了。年轻时胆子大,做事没什么规划,抱着“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的心理,坦然上了这趟末班车。果然,一个多小时到了清镇,已经夜里9点,哪里还有去平坝的车。公路上已是漆黑一团。我沿着车站小街走了好久,终于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下来。雪,下得更大了,密密麻麻地在窗外飘着,直叫人联想到《水浒传》中“林冲夜奔”一段——“那雪下得更紧”。四野寂静,不时听见楼下堂屋里,老板娘在换炭火时弄得火炉上的提壶叮当作响。贵州多产煤,一到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炉,一直不灭地烧着,炉上的烟筒插在墙里,所以屋子里很暖和。那提壶里的水一会儿就开了,得上暖水瓶。估计老板娘就在干这个活。那时,刚毕业的学生娃也不怎么讲究,加之自己也来自穷乡僻壤,倒也十分习惯这样的小店,于是,卷缩床上,看起收集的民歌民谣手抄本来。

  “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回去过年哦……!”楼下突然吵闹起来,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哭声。我穿上外套下楼来,看到:火炉边上,一个大约四十来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披着一件灰色棉袄,还在埋着头哭泣,肩膀在抽动。傍边是老板夫妇,正在劝他。另外几间屋子的人也闻声走了出来。老板娘从大堂搬来几根凳子,大家坐了。“遇到啥子事情,说出来,大家想想办法嘛。”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夜里,互相陌生的人们团坐在一起,听一个人哭诉。

  事情并不复杂,这是一个做烟草生意的,从四川来,到云南、贵州进货。今天从云南那边过来,明早准备去贵阳批发一些叶子烟带回川南去。刚住下,突然发现放有上万元现金的小布袋不见了。由于到了这儿才解开背包,他确定是在云南过来的路上掉了,没法找回了。原本想这趟回家给老婆娃儿添置一套新衣服,给老父亲过个生日,也还掉欠人家的仔猪钱……这下全完了。

  看得出来,这是个本分而老实的生意人,不然也不会这样当众哭泣。对他来说,年,真是自己遇到的一个关了。他自己说,连死的念头都有了。“没什么过不了的关,兄弟!”“有钱无钱,都要回家过年,没得关系!今晚,你的房钱、饭钱我们都不收了。”老板和老板娘说话了。“大哥,没得啥子,掉财免灾嘛。出门在外,总要遇到一些事情的。”感人的一幕出现了:住店的几个也七嘴八舌地劝慰开来,随后,你二十、我三十地掏出腰包来,把带着体温的钞票塞到那人手里。说着话,老板娘又起身去厨房端来几个菜,在炉上架上桌面,老板提来一罐泡酒,大家喝起酒来……那情形,真像杰克·伦敦的小说《为了途中的人》。

  是的,我们都在途中,途中的温暖,更是永远不能忘怀。

  那天已是腊月二十四,小年的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很冷,贵州的风雪很大,但那个小酒店之夜却很温暖。直到今天,想起雪,我就会想起那个已经遥远的途中之夜。

  年关近了,一些枯枝上已有些许的新芽,春天也近了。

  雪不会在年前飘临这座南方小城了。但是,想到雪,就会想到童年纯粹而快乐的雪,想到贵州途中那温暖而感人的雪。心中有雪,人生纯洁。既然难得见到雪,我们就珍藏关于雪的记忆吧,因为她如此纯粹,如此温暖过我们的人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